战争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战争也将他们分离。小任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热血青年，她想去更北边为游击队做更多的事。这意味着她必须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的地区。霍格担起了这个护送她从宝鸡出发，穿过国民党控制区，再到达黄河流域中部的洛阳的危险任务。通过一路上的关卡和路障对他来说已经不难了，但旅途中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洛阳不是控制下的地区，但因为它离游击队地区很近，警察很可能会审讯、逮捕可疑份子。小任在镇上待了几个星期，等待联络人的口信，霍格冒险去看了她三次。第三次去看她的时候，却发现她已经离开了。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游击队地下党的鼓舞下，她去了北边的一个训练营。他从此再没有见过她。11月的时候，他写了封信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而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小任在游击队接受了一年的训练。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前线战士。这是对她军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为游击队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任，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来信，霍格都会高兴得跳起来。路易·艾黎记得“他兴高采烈，一整天都乐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来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后因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里。”

1940年1月12日，霍格听说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奇的消息：凯瑟琳·霍尔违背了日本人的驱逐令又回到了战区。她是一个43岁正直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岁月已经锻炼了她面对死亡、疾病和战争中的暴行的勇气。在她治愈霍格的斑疹伤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烧掉了她的诊所。在把从北京购买的大量的药材偷运到游击队地区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并被送往北京进行审讯。他们用死威胁她，并把她送上了一艘开往新西兰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参加了中国的红十字会，并协助他们把两大卡车的军需药品送往800英里外的北方。

这批军需药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军的一个医疗所。医疗所是由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开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涌现出的一名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岁的加拿大员，爱喝酒、爱结交女性、有着敏锐的头脑和火爆的脾气。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决心重新参加战斗，和法西斯斗争到底。于是他在1938年向提出愿意为他们服务。当时，游击队的医疗条件很艰苦，伤兵们只能在战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术。白求恩在尽量靠近前线的手术台辛勤工作着，在缺少药品和麻醉剂的情况下，他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手术。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成为了一个传奇，也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革命将领的永远纪念。

霍格对于像凯瑟琳·霍尔这样一位性格刚烈的传教士，会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谊很感兴趣。白求恩很欣赏霍尔的专业精神、她的勇气和她不顾生命危险跨过敌人的防线运送药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尔还帮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学生躲在卡车里，逃离北京。霍尔也很喜欢白求恩这位朋友，她欣赏他自我、率性的性格，还有他能把一棵老树下满是灰尘的一小片地变成一个战地医疗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瑞伊·麦奎格所指出的一样，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坚强的员，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都想在农村地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服务网。他们想在农村建立培训基地，让村民掌握基本的医药知识，这样当地的村民就可以当卫生所的医生。他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农村地区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和脚气病都能轻松治好。

白求恩在游击队前线的医疗所工作，他的基地则在在延安的总部。凯瑟琳·霍尔也经常与他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她要保证白求恩手术所需要的基本药品和设备。他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军需药品的单子，需要从北京偷运过来。

他们两人都是远离祖国和亲人、过着危险、孤独生活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长达18小时的混杂着血、泥污和伤兵的惨叫声的手术结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惫；而凯瑟琳·霍尔则有《圣经》来作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祷告书和她的圣洁。然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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