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把小淘金者重新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合作社。这是一项艰的任务。但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可以同从重庆过来的银行买家代表谈成更好的价钱。两个星期内，淘金者们组成了一个大的合作社，并用金来招募保安。霍格离开时，这个合作社已经能为它的成员带来更大的回报了。但那位敦市长的钱却不见踪影。

通货膨胀削弱了法币的购买力后，黄金的价格急速上涨。匪帮们从淘金者那里抢夺黄金，给国民党，就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土匪都是国民党的逃兵。黑市的黄金价格涨到正常价格的三倍时，这些土匪就自己接了所有的淘金活动。安康镇(西安以南一百多英里的一个小镇）附近金矿的产量下降了25％。

霍格为这个合作社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规定织布机作为他们的共同资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获得预付的棉纱，再织成绵布。卖布的收能用来买木油，再生产价钱更的油布。

担任洋秘书以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宝以南160英里眉县一个村的小工业合作社工作。这是一个荒凉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贫瘠的山坡，唯一的亮就是汉江的鳞鳞波。敦市长为中国筹集了5万英镑的资金，这是笔大数目，折合今天的110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是投当地的合作社建设的。合作社派他来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在河的浅滩里，霍格还发现了派他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然而结果却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秦文的丈夫找来了，还企图关掉他们的合作社，说他们的是不德的勾当。随后，他把她接回了家，说要修复他们的婚姻。后来她母亲在她家发现她被系在腰间的一绳吊在天板上，已经不省人事。她双手被捆在背后，的满是淤青。

汉川的合作社全破产了。通货膨胀把工人们得都快饿死了，合作社拿不资金。这样的情况霍格并不是没有碰到过。他特意挑了一家情况最糟的合作社，这是一家生产油布的小合作社，它的9个工人以前在一家私人的工厂活，因为提加工钱的要求被老板开除了。他们用合作社给的补助买了织布机。以前工厂的老板娘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对她的待，也加了他们。她叫秦文，并被大家挑选为带人。通货膨胀和战使他们的小合作社倒闭了。

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谈到夜，畅谈各自的家、生活和理想。

霍格对霍尔的评价，关于她毅然回到中国，给她崇拜的一个医生送军需药品，以及她痛苦的离别，是很符合当时的情境的。“如果说有勇敢女的话，霍尔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写回家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浅浅的河里，像只孤独的鸟。蓝的工作衫敞开着，长卷到了膝盖，旁边放着简陋的筛和浅盘。这个人的孤独和他周围环境的贫瘠是显而易见的。光秃秃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而这个男人的背后则是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命运的人。

文被送了医院，而她的丈夫被关了监狱。几天后，她又回到了合作社。霍格这样评价她：“这个一字不识、命运坎坷、让人同情的女把她上所有的情都投到了合作社。她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家。”

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医务人员都猜测这两个外国人之间有段罗曼史。白求恩和同一个女人两次结婚又离婚了，而霍尔从未结婚，一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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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任务接着来了，霍格坐上了一辆载满货的大卡车。卡车在山路上开着，用的燃料是本地产的白酒。他们的目的地是汉川，位于秦岭脚下汉江平原中心地带的一个集贸小镇。因为地自北向南的贸易主线，汉川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和地方军阀纷争不断，都想控制这个地区，掠夺山里丰富的铁、金、铜矿和山谷里的棉、丝绸、大麻、竹和茶叶。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给一名伤员手术时，因为没手，他被割伤的手指受到染，死于败血症。霍尔当时正在从香港采购药品回来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很悲伤，就像听到两个哥哥在一战中战死的消息一样的悲伤。几个月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她染上了脚气病。为了保住命，她被迫离开这里，回到了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