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3年中，孩子们将和这位英国人一起生活，他是他们的父亲、校长和医生。霍格给他们编号：最大的叫老大（一号），然后是老二（二号），老三（三号），老四（四号）。他们先是在宝鸡上学，后来转到60英里远的双石铺培黎学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对“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着鲜活的记忆，他带着硫磺和消毒剂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停的洗澡来去除虱子和疥疮。他们在孤儿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学校可以吃到蔬菜，偶尔还会有肉，这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状况，增加了他们的体重。从这时起，霍格的家信中几乎永远会提到他收养的孩子们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两颗门牙掉了，看起来非常好笑。老四越来越胖，直到我们不再想他是否应该这么胖。胖会有极限吗？他们两个都在花园帮忙呢……给西红柿搭一个竹栅栏（中文里西红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颗非常大的豆，拿来给我看，提议我们午饭的时候买点肉炒着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标就是变得更像个球。

霍格的母亲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个老婆，而且在谁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上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而霍格领养这四个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亲这些建议的有用性。他说：“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为我找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去把她们娶回来。我的四个儿子怎么办呢？”

显然，到1942年的时候，凯瑟琳已经是非常想他的小儿子回家了。当时他27岁，已经离家5年了。凯瑟琳利用霍格已经75岁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的事实，说他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见儿子最后一面。霍格却不以为意，漫不经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着再见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75岁难道还年轻吗？我认为我只有25年的活头了呢。

霍格看起来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很少提及他父亲，只是认为他是“迷人的英国绅士的典型代表”。

从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为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校长，他一直是宝鸡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检查员。这个小镇坐落在西安西边140英里远的一群山峰脚下，起初人们认为这个地方在日本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外。在战争的前几年，每周都会有难民车从东部驶到这里。火车车厢里都挤满了人，甚至火车发热的金属车顶和车厢下面的主梁上都有人扒着。

火车穿过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岭，驶入遥远又荒凉的西部地区。难民们纷纷在宝鸡下车，在这个位于东部大门之外的迅速膨胀的贫民窟中寻找容身之处。在1939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霍格看到这些难民试着搭建小屋，沿着山坡方向寻找容身之所，写到“有些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就在铁轨旁满是尘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施，也没有人来将死者安葬。”

18个月后当再次返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霍格发现这里完全变了一番景象。原来破旧的难民营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比城市本身还要大的郊区，“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变得宽阔，路面也变得更平坦。虽然是清晨6点，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经响着锤子和锯的声音。建筑工人们一边筑着新的泥墙，一边欢快地低声交谈。”

这些转变都归功于这里的地方官员王峰杰。一天清晨，霍格看见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看起来很粗犷，身材矮胖结实，穿着睡袍，头发乱糟糟，胡须也未刮。”他正看着自己的手下拖拽着一个被宣告有罪的人去执行死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宽恕。王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被拖去执行了死刑。“他杀了一个人”，王看见霍格惊骇的表情如是回应道。

宝鸡终不是避难的理想地，而东部郊区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没能在战争中留存下来。到1941年，日本空军已经轰炸到西部离海岸1000英里处的兰州。宝鸡是一个铁道交合处，也是西安西部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频繁猛烈的攻击。

按照通讯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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