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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放心不下的是那台哥什机。车肯定带不走了，它要为村里提供电力。但他持说不那台哥什机多大多重，他们都要把它带走。于是一个笑话在学校里传开了：校长估计宁可留下几个孩，也舍不得他的轧棉机。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只有3台这样的机。日本人攻打西安和宝时已经转移了两台。

10月他的态度还是差不多：“我们非得要放下这里的一切，然后跑到山丹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从开始吗？看起来我们非走不可，但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侵扰已经让人忍无可忍。艾黎一直在鼓励霍格面对现实。当地的驻军已经在村周围设立了路障，并迫当地的农民将木炭这类珍贵的货以低价售给他们。学校后面山上的植和仅有的几棵树也已经被国民党的粮草征收队席卷掉了。初冬的雨导致了大规模的泥石。当地的农民还被迫上缴木材和柴火以供给不断增多的驻军。国民党军官还公开寻找更多的房屋用作兵营。学生越来越少，因为一些年长的孩为了逃避征兵已经悄悄逃走了。

些问题，我们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走——但是大一的孩们有儿不兴”。

为了准备行程，男孩们开始织毯、打包机械设备。那个风笛的苏格兰人安迪·布莱德又被派到了宝，而大分的员工在上次遭袭击之后都躲了起来。路易·艾黎当时不在，所以霍格只能靠他自己了。他不光要肩负起整个学校的责任，还要在和当地官员谈判学校关闭事宜的同时尽量保密，不让那些人知他们什么时候走，走了以后又去哪。

霍格也跟大家一样地担忧。艾黎回来的时候描述着他在河西走廊发现的一个小镇有多好。那个小镇叫山丹，地戈滩的边缘，人稀少，那儿到都是空的庙宇。在霍格看来，要一切从来过似乎是很遥远的事。

在他的《年近90：我在中国的岁月》（1987年）中，艾黎声称霍格当年对要转移这个消息很兴奋。但事实上他并不那么兴，跟很多人一样，艾黎晚年写的书总是会挑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当时学校状况良好，在他们两年的努力以及不太顺利的开始之后，哥什机终于开始投生产。霍格还是持他的立场。9月，他抱怨：“现在，我们刚刚铺成了一条通往学校的公路，我也好不容易让车转起来了，我们却要走了；我们要到一个更艰苦的环境从开始！太让人失望了……”

10月底的时候，为了征募新兵，队搜遍了各个教室。一位老师被抓起来带走了。村里的情形也一样，国民党兵到抓壮丁，恐吓商店店主，还时不时地抢劫小旅馆。某个寒冷的下午，有一个孩看见霍格爬上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他就跟了过去。到山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石上，望着山下的村泪满面。真的是时候该走了。

这时的我，既是工业合作社的经理、技师和纳，也是学校的校长、纳和商业经理；是医务室的主任医师，也是这个大家的一家之主、难民委员会的领导。我要一边写书，一边防范当地政府的密探。昨天那样糟糕的日过一天就足以让你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崇尚暴力的暴躁分。

到了11月份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对于一直焦虑担心的霍格来说，也算松了一气。山丹在西北方700多公里的地方，他们到那的路程被大致分成两段。那儿一座古老的寺庙和其他一些建筑都很安全，兰州当地的官员也已经许可了。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通工。学校有一辆大板车，它的4个装备的是4个相当好的卡车胎。但光哥什机拆开了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