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十章《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中，曾小心翼翼而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同属或同科的无数物种真的会一起产生出来，那么这种事实对于以自然选择为依据的进化学说，的确是致命的。”

万分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故事真的发生了。而且在达尔文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搅得头昏脑涨。因为在当时，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已经是一个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了，特别是神创论者，更是把这个事情拿来作为上帝创造万物的有力证据。对此，进化论者必须作出解释。否则，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进化论将会死于寒武纪事件。而糟糕的是，在没有充分化石证据的前提下，达尔文却冒失地保证道：“如果我的学说是真实的，那远在寒武纪最下层沉积以前，必然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这时期与从寒武纪到今日的整个时期相比，大概一样地长久，或者还要更长久得多，而且在这样广大的时期内，世界上必然已经充满了生物。”

达尔文虔诚地相信地质渐变论，然后在此之上，相信生物进化渐变论，并将生物分类学先驱林柰(carllinnaeus)的名言“自然不产生飞跃”当成座右铭，把大的物种突变看成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只蛇的蛋里面绝不会突然孵出一只老鼠来，老鼠也不可能生出一头大象来。不要说个体，就是像眼睛这样复杂的器官，也不应该是突然变出来的。在达尔文看来，对大突变的坚持，几乎就是变着法的支持神创论。为此，他在给赖尔的信中再次重申：“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如粪土。”

前面提到过切过很多老鼠尾巴的魏斯曼，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他也坚持渐变论，他的逻辑非常明了：如果物种可以突然间变来变去的，那么物种就无法存在了，我们搞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赫胥黎对达尔文如此决绝的态度非常担心，他不能理解达尔文为什么非要过分关注进化的速率，即使生物进化得很快，自然选择仍然是正确的。但现在达尔文却硬是要下一个赌注，而且把赌注压在这么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假设之上，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赫胥黎建议达尔文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一点都不给自己留后路。他写信给达尔文善意地提醒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突变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赫胥黎清楚地看到了生物各大类之间缺少应有的中间型，他对这个问题也很头疼，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可如果像达尔文那样，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化石资料不全，不免又太过牵强。为此，赫胥黎不断劝告达尔文，为了更好地解释化石资料，应承认大踏步的跃进式的进化。

达尔文非常执著，对赫胥黎的劝告不予考虑，并继续强调：“在现存的物种及已经灭绝的物种之间，必须有极大数目的过渡环节和中间型。”而且那应该是“完美的、逐渐过渡的阶段”。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地质学发现上，相信考古学家们可以找出足够的能说明一切问题的化石来。可事与愿违，所有新发现的化石似乎都表明新物种是突然出现的，一下冒出来的，没有中间型。虽然达尔文仍然对考古学家抱有希望，但他最终承认：“这是我的理论的最大困难。”他甚至有点绝望地表示：“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多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到后来，见说服不了达尔文，赫胥黎只好闭上嘴巴不再啰唆，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和达尔文的争论帮了神创论者的忙，这将会招致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局面。

那达尔文又为什么非要给自己设下一道如此难题呢？他为什么反复强调物种不能一齐产生出来呢？在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不软化一下自己的口气？

这与达尔文自己对进化论的认识有关。达尔文坚信，根据自然选择，起源相同的各种生物类群的出现，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其进程必须是比蜗牛祖宗还要慢的极其迟缓的过程，而不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蹦出很多东西来。可问题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化石记录并没有像达尔文想象的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缓慢的过程。古生物学家们也一直有一个不愿意说出口的看法，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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