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用严厉来形容斯宾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当高的，对于跌倒的孩子他不会伸手去牵扶一把，而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至于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关爱，对事实的结果并无影响。

以斯宾塞的名字为标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在各种目的的反复辩论和宣传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渐渐成为不讨人喜欢的理论。其所阐述的原则听起来充满了冷漠的恐怖情绪，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当成是杀人的利器。

杀人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尔。他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生物进化的系统树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科研之余也喜欢思考问题，于是披了一个哲学家的名头。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然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然后进一步蜕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并坚定地到处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

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番言论使他顺利坐上了“纳粹主义的铺路人”的宝座。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海克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斯宾塞更看重自由发展，反对人为的控制。海克尔正相反，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拉马克，所以更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方向，并积极影响自己的未来。这种雄心勃勃的进取在个体发展上并没有大错，但用于国家层面，则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海克尔虽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经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了。其实希特勒的帮凶还不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优生主义和种族歧视理论才是真正喋血双煞。

优生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指为伪科学的，早些时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骗子的儿子仍然是骗子，无能的饭桶的继任者只会是另一只饭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句话则更通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政治家们用这些东西来作挡箭牌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问题。这是政客们嘴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同样广博，写了很多东西，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以其对“优生学”的名声最大。他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对人类智能和遗传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由于热情过度，他对贵族家庭的研究最终陷进了种族歧视的深渊，明确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

本章尚未读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