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又鱼贯而。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佳境而可以废寝忘。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东晋建立的同时，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奢侈腐化，偏安半，不思取，甘于南北对峙。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民，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荆扬晏安，殷实，但拥有极多特权的南北官僚、世家肆意占夺人和土地，依仗权势封山占，使地方割据势力大。

汉末至魏晋是华夏政治上最混、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于情、最有艺术神的一个时代。盖因群雄割剧，战连年，政权更迭频繁，各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统治者忙于翻东，放松了对百姓思想的禁锢，所以个张扬、不为世俗所累、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所代表的魏晋风度，是这段血腥、沉重历史的华丽变，是几千年来文人雅士穷其一生追逐的神桃源。而国力衰弱，政治恶化，名士少有全者，这些混而痛苦的事实，生地刺痛着晋人的思想，使人思治而不得，只能苟全命于世，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中选择了叛逆，他们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谱写着与整个社会格格不的豪迈与不羁，于是就有了所谓放浪形骸般的“魏晋风”：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纵酒放达，脱衣形，甚至男人女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扪虱而谈，这逃避现实的雅举动是很多名士的选择和追求，这是他们洁自好的最好途径。

但真正能现魏晋风的，是不为外所累、率而为的言行，是崇尚洒脱自然、风倜傥、唯优雅的举止，是对亲友的情及对生命转瞬即逝的伤，更是一对文化的怀疑和避世的无奈，及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盼望回归自然的想法。他们崇尚自然，喜雅致的生活，以诗作赋、听琴绘画、邀游玩赏、谈玄说怪为生。雅集，谈玄，清议，书法，音乐，琴棋，绘画，傅粉，服散，畅饮，女装癖，人们叛经离，不拘俗礼，此时新的审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向妍丽飘逸转换，各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他们注重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风自赏，纵意狂歌，也向往着理想中的桃源：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自耕自织，不务世事，以此表着对传统礼教和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认为自然纯真、本质朴就是，而儒家在这个动luan的年代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可也不能完全从世人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佛家教，有了“援儒，儒合”的玄学。为了填补神空白，专谈《周易》、《老》、《庄》这“三玄”的清谈风行，托杯玄胜，远咏庄老。自东汉礼教衰败以来就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终于彻底被家思想击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最特殊的一个时代：家治天下的两晋时期。

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既不叫“九品官人法”，也不叫“九品中正制”，而是习称为“九品之制”或简称为“九品”。到了唐代，杜佑始将“九品”与“中正”顺序连称，由此开启了“九品中正制”这一称谓的先河，所以在魏晋时期，是没有“九品中正制”这一名称的。

发上来之后才发现，被和谐的词语太多了，只好重新修改，用拼音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