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溺惑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内容，来阐明“楚将死”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再恰当不过了，增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是代表郑国使它国的外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的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理。在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理。所引用的句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荀首的谥号为庄，被人们称作知季、知庄)：‘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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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大叔归，复命，告展曰：楚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之谓乎？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惑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皿里有虫就是蛊。谷里生虫，变成飞蛾，也是蛊。’在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所用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这里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这就是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则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用法格式，而不同于史巫卜筮的说”以《周易》筮之”。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内容是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这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已讲述过这是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义，岂能认为是一卜筮之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