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害”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上层人已懂得以理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周易》一书最早理的看法。这穆姜(假托穆姜而已)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上释解《周易》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3、《左传·昭公十二年》又现了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服惠伯曰：‘即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能黄，上为元，下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2、《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晋侯使韩宣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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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周易集解》李鼎祚引《夏传》：“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这几乎成了解释“元亨利贞”的范例。

穆姜是最早把”元亨利贞”以”四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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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来的《易传·文言》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也。君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事。君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秋后期，这时的孔还是小孩（孔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思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育一个伟大人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看待《周易》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周易》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书在韩宣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韩宣所见到的“易象”与“鲁秋”表现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周易》最早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到惊奇，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理有关，韩宣决不会认为《易》是一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义理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