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现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调这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造成一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一画如何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风度，一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峰时，他便以这的，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优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致的趣味。

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照法律将刘洎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所以详察古今，研篆素，尽善尽，其必王逸少乎？观其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么？对李世民怀有厚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金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更有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彩的东西尽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温柔洒脱之中增的沉思的、成熟的神，而留下充满着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