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祖与太宗效劳，最决地支持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孙后代也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祀于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page]

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度发展的文化，就这文化的总来说，是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尚的审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表现，一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现了这几。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他自己的那可以称为“唯”的审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上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着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禇亮与欧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而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着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源之地发的一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褚遂良的书法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