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五箴》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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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攻克汉。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师两，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实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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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不白不黑、不痛不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