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人的主观能动。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法；提“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注重从事的联系中研究战争；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某些于前人的朴素的唯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杂取法、儒、墨、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一格，对后世有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日本研究《尉缭》的著述约30余，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的军制、军令等内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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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原文】

《尉缭二十四篇》原文如下：

天官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池，兵备，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天官曰：「背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

『楚将公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谈第二：

量土地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民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制谈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士不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山陵之，绝之，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独焉。独独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聘，以质，以地界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