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的，

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终于盼到了。诗人和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著名。大画家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一家餐馆，了菜。一会儿，一只端上桌。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我甚至想到，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材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他们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尔德的发、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