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见了许许多多性格各异的古怪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和他们交朋友并在自己的书中写下这些故事，这些名字在书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现或是仅仅被稍稍掩饰。一些人来到中国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则是在的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选择。

在兰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国籍犹太人，他被关在慕尼黑达豪集中营3年，但是得以活下来并在欧洲战争爆发前夜逃到意大利。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过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但是被拒绝进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后来他通过中国的边远边境新疆进入到中国境内。他说他喜欢中国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能够接受他的国家。

1940年的圣诞节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国传教士们度过的，主人以自制的葡萄干布丁款待他；霍格则对他这些好客的主人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很惊奇，他们住在有着厚厚的大门的高墙后的一个大房子里。这个接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点穿着睡袍，拖着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铺着干净没有任何污点的桌布，面包架上靠着一张已有一个月之久的英国报纸。他对这里的一切的主要评价就是：“这在英格兰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霍格最喜欢的是一位瑞典传教士。这位瑞典传教士终日漫游在中国的西北部，背着一架手风琴，身后跟随着一只叫托落茨基的狗。显然他是因为在自己姐姐的婚礼上做了一个演讲谴责酒精尤其是香槟的罪恶后被从自己的家乡——斯德哥尔摩驱逐了出来。

还有极其重要的美国记者们，尤其是霍格在汉口和北京已经见过的阿特·斯蒂尔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哈尔多·汉森，这两位记者时不时地乘坐私人飞机，出现在遥远的飞机跑道上，给霍格带来极贵重的礼物——打字机墨带和复写纸。

霍格笔下描述的“有着苹果般红扑扑的脸颊，枯草般的头发以及长满胡须的下巴”的两个古怪英国人出现在霍格面前，并试图说服他加入他们的一段目的地为西安的长途跋涉，做他们的导游。拉尔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传教士；迈克尔·林赛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书香门第，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他1937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城外美资的燕京大学任教师。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这所大学失去了治外法权的地位，林赛逃到游击队势力控制区。作为一个对无线电通信有着狂热兴趣的业余技师，他很受欢迎并成为延安地区的一名高级无线电通信专家。

林赛、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军与游击队作战的领地上跋涉了几百英里。他们平均每天要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里，而他们脑子中所剩的念头只有“疥疮、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个停靠点的距离”。在此次旅途中，他们三个表现出典型的英国人在外国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们在早上收拾床铺及吃早餐面条时都沉默不语。跋山涉水时，他们也只是简单聊聊天气问题。只有在晚上时他们3个陌生人才会放松一下并小小的交流一下他们以前上中学或大学的生活。

在这个小团队中，霍格警觉地意识到他自己又回复到典型的英国人习性，那就是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非白种人都是坐以待毙的无能者。他们3个一致认为中国的农村人——所有的中国农村人——当被问及简单的问题时都爱撒谎。他们从不直接告诉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实距离或是还剩多少路程，而是顺口就告知他们自己认为对方想听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恼。总之，他们3个对于村民不停地劝说他们休息而气愤不已。

他们没有权利休息。他们必须赶去与合作运动的领导人开会，而他们只有越过日军占领的公路和铁路才能抵达。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西安时，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却几乎感觉不到平静。“我们对于所住的旅馆里居然有奢华的自来水和弹簧床感到很震惊。我们将脏衣物堆在角落里，并暗自期望里面的东西不会跑出来。然后我们爬上白色的床单，梦想着早上一起来能吃到抹了黄油的面包和热腾腾的咖啡。然而，我们是被防空警报器给惊醒的。”

一天，一名自称“波”的年轻人来到宝鸡并要求见一个名叫霍格的外国人。他想找个人，一个外国人来倾听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波的真名叫做s.h.郑。他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中国洗衣工人，并娶了一个美国女孩为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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