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是社会生物学的坚决反对者之一，他与“科学为人民”组织的同志们相信，该书宣扬了生物决定论。为此，他们向民众写了一封公开信，对生物决定论给以猛烈抨击，严厉指责威尔逊的工作不仅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支持，同时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无论威尔逊个人意愿如何，这一研究极有可能为维持某些阶级、某些种族和某一性别的现有特权而提供基因层次的辩解。这里面提到的某些阶级，当然就是以富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某些种族，则主要是白种人，而某一性别，明显就是男性了。古尔德认为威尔逊是在为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提供科学依据。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是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压迫的工具。科学不只是要认识世界，而且应该将世界变得更美好，使这个地球更和谐。

“科学为人民”问威尔逊，你到底是哪个星球的人？

“科学为人民”团体还表示，他们不否认人类行为有遗传的成分，但是人类的生物普遍性只能在吃饭、排泄和睡眠等普遍性活动中被发现；但在高级的行为中，比如战争、对女人的态度、对自由的追求和经济活动等，则不宜一律以基因决定来加以解释。

社会生物学的激烈批评者、著名遗传学家列万廷(richardleewontin)是杜布赞斯基的学生，也是“科学为人民”组织的成员，曾经为了抗议越南战争而放弃美国科学院院士头衔。列万廷本是威尔逊的好朋友，是经过威尔逊的介绍才来到哈佛大学工作的。两人在同一层楼里工作，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后来因为社会生物学话题而反目成仇，在电梯里相见都不说话。列万廷毫不客气地指责威尔逊是一个空想家，在向普通读者介绍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时，使用了一些诡计和策略，没有说明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思辨。这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社会生物学自然也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列万廷的态度是，人的生物性不足以解释人的社会性。在等级社会里，必然存在机会不平等现象及人才浪费现象，科学的研究应该使这些损失及个人的不幸降到最小化，从而提高个人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如果只是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一切都是由基因决定了的，明显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列万廷曾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不在我们的基因中》，用以一一反驳威尔逊。

人类学家萨哈林(marshallsahlins)则说得更为直接，他提出了一个最为简单，但同时也是最为激烈的批评，而且极具讽刺意味。萨哈林认为社会生物学揭示的，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常识，比如男人更有攻击性和喜欢拈花惹草，而女人相对温顺与羞怯，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而社会生物学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当成科学到处说道，并且弄一大堆理论来加以论证和研究，显得纯属多此一举。为此萨哈林专门写下一本《生物学的使用和滥用》来驳斥威尔逊的理论，把社会生物学贬为神秘的废话，是伪科学。

社会生物学支持者们则对这种批评不能接受，他们回击说，常识不一定就是科学，只有经过系统的科学研究的常识才可以被当作是科学。科学的标准是是否正确，而不是是否常见。社会生物学确实揭示了常识下面掩藏的规律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可验证的，同时具有预见性，当然就是科学。

甚至有人从该书的结构入手批评威尔逊别有用心，此书的中间二十五章内容全是关于动物行为研究的严谨的科学内容，而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却是涉及人类社会行为的大量思辨性结果。这种安排是有意识的，这样可以误导普通读者，因为相信科学家的权威从而一并相信社会生物学的原则，这与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真诚与严谨形象不相符合。

对此威尔逊亦有自辩之词。他虽然身为美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但极力否认自己的研究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威尔逊委屈地说自己在该书出版时基本是个政治白痴，对意识形态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与道金斯等人都重申了这样的科学原则，即科学是客观知识，只要具有可检验性即可，而与政治及意识形态无关。所以，纯粹科学的研究不应该顾虑是否存在某种政治上的危险性。

威尔逊还认为，真正的科学有权自由地追求知识，并且可以创造人们所需要的知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问题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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